【中國涂料采購網】中核華原鈦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核鈦白”)董事長李建鋒的野心越來越大了。

2016年4月6日，他掌舵的這家甘肅省第一家中小板上市公司召開會議，同意全資子公司安徽金星鈦白(集團)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資金30萬美元，在美國設立全資孫公司中核鈦白美國有限公司。

市場分析認為，此舉有利于中核鈦白加大在國際市場尤其是北美市場的開拓力度，增強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和風險抵御能力。

李建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該項目正在籌辦中，建成后將成為中核鈦白在海外的第一家分公司。

中核鈦白是國內業界龍頭老大，近年來幾經沉浮。它曾經是一家軍轉民企業，曾經被認為“比國企還國企”，中國鈦白粉市場的“黃埔軍校”。但上市僅2年多，便瀕臨退市。經過多方博弈，中核鈦白歷經磨礪，通過破產重整后復活重生，實現了國企民營化的轉型，擺脫了清算退市的厄運。

該案是甘肅省第一起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2015年，該案例被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拍成國內首部企業改革案例紀錄片《絕境求生》。

“殺一頭豬也要層層批準”

在甘肅嘉峪關祁連山下有一片茫茫戈壁灘，常年風沙，干燥少雨。上世紀50年代，一批頂尖科技精英從海外和國內，來到這個了無人煙的地方，執行一項核任務。

隨后幾十年，這里相繼建起了郵局、銀行、醫院等配套單位。這個因核工業誕生的小城被稱為核城，在這里建造了中國第一個軍用核反應堆。

在核城，四○四是軍工廠代號。很長一段時間，戈壁灘深處只有四○四廠區和生活區。改革開放后，大批軍工企業轉型，為安置職工家屬和子女就業，中央財政動用外匯，引進國際先進設備，在核城建起中核四○四總公司鈦白分廠——中核四○四總公司(下稱“中核四○四”)隸屬于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是中國核生產和科研基地，屬特大型核工業聯合企業。

鈦白粉是白色原料，俗稱“工業味精”，廣泛用于涂料、橡膠、紡織等行業。在《絕境求生》中，有職工回憶起當時公司的“美好時光”：

“工資獎金都很不錯，當時別的單位一個月工資只有六七百元時，很多中核鈦白人都能拿一兩千，差距非常大。”

中核鈦白還形成了覆蓋全國的銷售網絡，遠銷美國、加拿大等國，被譽為業內的“黃埔軍校”。

1989年，經國務院批準，中核鈦白定點建設為中國第一座萬噸級鈦白粉廠。

1999 年 5 月，中核四○四根據國家政策，向國家經貿委提出了對鈦白粉廠實施債權轉股權的申請。經國家經貿委實地考察和對上報方案進行評審后，將其列入全國首批108 家實施債轉股企業名單。

2001年2月23日，由中核四○四、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大唐八○三發電廠、甘肅礦區糧油購銷公司五家法人股東，共同發起成立中核華原鈦白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達承接了1億多元債務，把債券轉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但是根據國家規定，不得干預中核鈦白經營。

2002年，中核鈦白正式啟動上市工作。2007年7月經中國證監會批準，中核鈦白向社會公開發行A股6000萬股，每股發行價格5.58元。2007年8月3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交易，成為甘肅省第一家中小企業板上市企業。

到了2008年，受到當時全球金融危機等因素影響，中核鈦白的命運急轉直下。

在《絕境求生》中，多名員工表達了當時企業的困境和員工焦躁的心態。

中核鈦白能源部職工王林禹回憶說，2008-2010年，中核鈦白年年虧損，虧到最后，當時公司原值可能是10個億，差不多虧得剩1個多億了。“快到零資產了。”

中核鈦白檢修車間職工陳武說，當時快生活不下去了，“一個月也就拿幾百塊錢。”那時也不生產，因為生產一噸虧一噸。大家就在家里待著等通知，但是等了半年也沒有音信，心里都挺急。

昔日的國內鈦白老大處在了破產邊緣，引發員工恐慌。

2010年，在上市僅2年多后，中核鈦白股票被實行退市風險警示特別處理。企業面臨退市、破產，職工即將下崗、失業，給企業員工的生存、資本市場和國家核基地安全穩定都帶來巨大壓力。

中國信達證券公司原董事長高冠江從頭到尾參與了中核鈦白從債轉股到破產重整的全過程。談及中核鈦白陷入困境的原因，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企業出現危機與行業周期有關，但是主要還是企業體制問題。“為什么同樣的企業，人家管理得就很好，他們就一塌糊涂？”

為了幫助中核鈦白走出困境，信達開了很多會，還從亞洲開發銀行爭取了一筆資金，并請來北京的一家咨詢公司，把中核鈦白的所有中層干部培訓了一遍，但公司依然走不出困境。

中核鈦白的班子都是中核四○四派來的干部。信達跟中核四○四也交涉了很多次。但中核鈦白在光景好的時候跟中核四○四有些隔閡，如今陷入困境，中核四○四也不愿插手。

高冠江說，當時中核鈦白的領導班子，不是經營企業，而是處處在為子女謀利益。“他們在外地建廠轉移利益，做了很多違規的事情。”其中的一例，是中核鈦白當時的領導班子被發現在北京通州投資建設一個電瓷廠。

“他們跑到北京建這個廠，目的就是把他們子女戶口遷到北京，讓子女離開戈壁灘。后來這個工廠被中核四○四和我們發現了，就被制止了。”高冠江說。

信達跟中核鈦白的領導班子立了軍令狀，制定指標，說完不成就撤職，但仍然沒有效果。“雖然我們是大股東，但我們畢竟不熟悉這個行業。”

在《中國新聞周刊》拿到的一份《中核華原鈦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計劃》中，列舉了在中核鈦白陷入困境時，中國信達、中核集團及中核四○四三家企業為幫助其脫困采取的一系列“輸血”措施：

中國信達免除公司2.15億元金融債務，支持中核鈦白減負脫困、輕裝上陣；中國信達、中核集團及中核四○四為增強企業造血機制，確定中核鈦白的股東不分紅，所得權益留存用于支持企業擴大再生產；2004年，中國信達、中核四○四等股東籌資3386萬元，支持中核鈦白完成生活基地由甘肅礦區向嘉峪關城區的整體搬遷；中國信達發揮金融與投行優勢，為中核鈦白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務，在2011年1月自籌3000萬元過橋資金，解決中核鈦白流動資金鏈斷裂的困境；自2009年12月起，抽調近20名業務骨干，連續兩年多時間在中核鈦白開展重整計劃。

高冠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協調處理此事，中國信達多次派人帶工作組前往。最后的一棒，交到了時任信達證券公司副董事長鄭成新手里。此前，鄭成新在西北有過多年的工作經驗。

2010年1月6日，鄭成新以中國信達全權代表的身份，帶領一個工作組前往甘肅嘉峪關。

鄭成新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當時我來時，狀況非常糟糕，車間里都是水，平常都得穿著雨靴進來。里面黑咕隆咚，必須借助手電筒才能勉強進到車間里看生產情況。”

到了中核鈦白后，鄭成新發現了更多的問題。其中一件事讓他印象特別深刻，就是有關中核鈦白層層吃回扣的現象。“中核鈦白還辦過養豬場，為了吃到回扣，就是殺一頭豬也要層層批準。”

鄭成新征詢了一百多個職工的意見，承諾一定做好安置工作。但是面對一個破爛攤子，他也感到心里沒譜。

“顧一頭”還是“顧兩頭”

2010年，面對中核鈦白的困局，高冠江想到了一個人——許美征。

許美征是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宏觀司副司長，主管金融體制改革，曾組織設計和推進中國證券市場的成立和建立證券交易所等工作。1994年離休后，她出任北京中和應泰財務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專門為瀕臨破產的上市公司做重整業務，曾經主持了吉林紙業、滄州化工、華源股份等眾多上市公司的債務重組項目。

高冠江與許美征的合作，源于著名的“中國上市公司破產訴訟第一案”鄭百文案，許是該案的主要操刀者。

1999年9月20日，因經營不善，曾號稱“國企改革一面紅旗”的鄭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虧損超過15億元、拖欠銀行債務達25億元，有效資產不足6億元。其債務被中國建設銀行作為不良資產轉讓給中國信達。信達委派高冠江負責主持鄭百文的資產及債務重組案。

2000年，高冠江聘請中和應泰的金立佐和許美征對資產債務重組的可能性進行研究。他們想借鑒國外經驗，做一個符合市場原則的、有所突破的、創新的資產債務重組案例。

由于中國破產重整的法律滯后，重組遇到重重困難，并引起一場證券界、法律界以及新聞界的大爭論。但最終，在各方的支持下，鄭百文重組獲得成功。2003年7月18日，鄭百文股票恢復上市，標志著公司重組成功。

高冠江說，中國原來的破產法沒有破產重整程序。鄭百文案件的成功促進了破產重整的適用。許美征將鄭百文案寫成研究報告，提供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新破產法起草小組，一些建議被采納寫進了《破產法》。

許美征在鄭百文案中所表現的專業水平和敬業精神，讓高冠江印象深刻。在中核鈦白面臨困境的時候，他又想起了許美征。

在高冠江的力邀下，時年80歲的許美征以中核鈦白重整案財務顧問的身份，踏上了遠赴嘉峪關的征途，主持中核鈦白的重組設計方案。

但到核城后，許美征發現中核鈦白的難度超出預期。

在中國證券市場，對那些瀕臨破產的上市公司，重組方一般更重視上市公司的殼，重整時往往把上市公司的一些沒有價值的資產挪出上市公司，同時也可能把員工一起挪出。

許美征之前也做過很多類似的案例，把一些嚴重資不抵債的上市公司的殼做干凈，找人買殼上市。臨行前，許美征以為中核鈦白的問題，也會遵循這樣的解決路徑。

可她到了核城，看到眼前茫茫的戈壁灘，聯想到了“核一代”的艱辛，她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是‘核一代’把我國的原子彈送上了天。他們‘獻完青春獻終身，獻完終身獻子孫’。我們必須對這些核二代負責。如果只顧賣殼不管員工，在這荒蕪的大戈壁灘上，你讓他們到哪兒找工作？”

另外，許美征認為，中核鈦白經營虧損，原因并不是它的資產沒有價值，這些資產大多是從國外引進的，代表著世界上的先進水平。同時，中核鈦白的技術也很先進，“鈦白行業黃埔軍校”的名號正是來源于此。

經過初步了解，許美征認為，中核鈦白經營虧損的主要原因，是企業體制存在著問題。中核鈦白的老板是信達，但是當時債轉股時，國務院做出了一個規定：債權人不要直接管企業。

“結果造成‘是老板而不當老板’的現象，可以說這個企業沒有老板，管理層自己為自己謀利，這叫‘內部人控制’。他們是在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經營，因此出現上述問題。”

許美征認為，中核鈦白重整要解決的是企業體制問題。因此重整方案不是把中核鈦白的資產、人員搬出上市公司，而是要引進一個優秀的鈦白粉的并購方，把中核鈦白的資產盤活。“這樣中核鈦白的殼就保住了，全體股東的利益也保住了，職工也有穩定的工作崗位了。”

許美征把顧兩頭的建議與鄭成新交流后，鄭隨即反饋到了時任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總裁田國立(現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案頭。

田國立同意了這一方案。

在方案得到支持后，下面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尋找適合的戰略投資者，即重組方。

高冠江稱，他們就想找個同行業戰略投資者過來托管，把這個企業救活。為尋找合適的人選，他們花了很多時間，找了幾家公司過來，但效果不理想。

從2009年12月到2011年7月,先后有江蘇金浦和山東東佳兩家企業來托管中核鈦白，但最終都以離開告終。

據了解，金浦只是想要一個上市的殼，然后把他們的房地產放進去，這種思路未得到信達的認可。東佳則要求把該上市公司搬到山東去，但甘肅省不想讓這家上市公司搬離。

“無錫老板”的豪賭

在為中核鈦白尋找戰略投資者方面，許美征和鄭成新在選擇國企還是民企的問題上存在分歧。

在《絕境求生》中，鄭成新的一番話頗能反映他當時的顧慮。“我們對誰來托管和重組感到壓力非常大，是國企和民企分歧非常大。當時，我傾向于國企，國企搞好了是應該的，搞不好，我也能找個墊背的。民企花花腸子很多，擔心他們會一走了之。”

鄭成新帶著工作組跑遍了行業內的國企民企，前后比較了54家備選重組方。

民企成為最終的選擇，被鄭成新稱為“對做鈦白粉的事業心很強”的李建鋒成了熱門人選。

李建鋒，江蘇無錫人，1969年出生，18歲就跟著父親搞鈦白粉，從一個作坊式的鄉鎮企業起家，上世紀90年代接替父業，管理家族企業。當時已有20多年從業經歷。

2000年后，鈦白粉需求量大增，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國。李建鋒趁勢并購了多家鈦白粉廠，其中在江蘇和安徽，都有并購過國企的成功經歷，特別是并購了國企安徽金星鈦白后，引發了業界關注。

李建鋒說，當時他們公司發展比較快，也想通過資本市場把企業做大做強。“我們內部也有做IPO，或者也有重組某一家上市公司的戰略規劃。”

李建鋒的企業的經濟體量遠不及中核鈦白，但因為對做鈦白粉事業的執著，以及有并購國企的成功經驗，成為中核鈦白中意的重組人選，鄭成新專程前往拜訪。

一番接觸后發現，雙方都有合作的誠意。

為了牽制李建鋒，鄭成新提出來很多苛刻條件，要求和李建鋒簽訂1年的托管協議；讓李帶一個不少于10人的團隊在戈壁灘工作一年，不得無故請假離開，保證不停產不出現職工上訪；繳納2000萬保證金，以托管方式進入企業，如果中途退出或托管期內沒有盈利，保證金概不退還。

鄭成新說，提出設立保證金制度，是吸取了前面重組方失敗的教訓。“如果說沒有保證金，他們拍屁股就走了怎么辦？我們想通過保證金把他套住。”

李建鋒也知道其中的風險巨大，但還是有沖動去做。“我們覺得這2000萬即便拿不回來了，假如我們后續做一些重組工作，還是有效益。”他幾乎全盤接受了鄭成新提出的條件。

對于李建鋒的選擇，他的妻子并不支持。“因為我們無錫這邊人都是比較安逸的，這邊已經不錯了，小孩子就只有一個，沒有必要這樣。但是他想把鈦白粉事業做大做強，這個人事業心太強了。”

李建鋒似乎認定了這個“賭局”。“我也沒抱著一定成功的姿態，大家都覺得跑到大西北風險很大，可能血本無歸。但是不冒點風險，怎么可能有更大的利益？”

李建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去參觀了中核集團核基地的展覽館，看了一些影像資料，被核一代的精神觸動，也更加堅定了這次嘉峪關之行。

2011年夏末秋初，李建鋒從無錫穿越3000公里，奔赴大西北的核城。等待他的是風沙干燥的氣候，是千瘡百孔的中核鈦白，還有職工們的“敵視”。

鄭成新說，很多中核鈦白的職工認為民企是靠不住的，民企一進來，自己就相當于失業了。“國企是鐵飯碗，重組方如果是民企，他們會很難接受。員工也不是很配合。”

讓許美征等人最為擔心的是，原來的經營者可能挑唆中核鈦白員工，引發類似通鋼的悲劇。2009年7月24日，因股權調整引發群體性事件，長春通鋼集團總經理陳國君被工人群毆致死。

許美征叮囑鄭成新一定要把職工的工作做好，以避免出現通鋼事件。“否則，我們前功盡棄，下面的事情統統都沒法做了。”

李建鋒的事業心很強，經驗也很豐富，但他對中核鈦白的困難還是低估了。“知道不好，到核城后，沒想到這么慘，很難用語言描述。”

李建鋒的出現，沒有引起中核鈦白職工特別的反應，兩年多斷斷續續地停產復產，兩次重組失敗的折騰，都讓員工有些心灰意冷。李建鋒到任后給職工漲了五百元工資，員工們也不太領情。

有職工說，當時感覺走的路是一樣的，不管誰來，都是托管一段時間，撈一筆走人。還有員工議論，李建鋒的真實目的是想辭退一些人，讓大家多干活，受不了的時候，讓員工主動辭職。

李建鋒說，讓他失望的是職工的麻木。“你感覺痛的時候，你是有反應的，麻木的時候，就很糟糕了。”

為了整頓中核鈦白，李建鋒更換掉了工廠的廢舊設備。但就在這件事上，麻煩來了。

有職工警告他，“這些設備即便破爛了，也是國有資產，你不能想拆除就拆除。”

李建鋒說：“我把這些拆除的設備給補上好了。”

“不是你補上不補上的問題，放在那里不用也是值錢的，也是幾千萬的問題。你拆了要承擔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至少要判刑6年。”

李建鋒說，很多員工還是想在一家老有所依的單位。“他們恨不得把我們趕走，然后可以回母體，回中核集團是金飯碗。”

在嘉峪關的第一個中秋、元旦、春節，李建鋒都沒有回家。

就在對中核鈦白的改造初見成效時，一紙告狀信來了。告狀信大致是說，安徽金星鈦白沒實力重組這個企業；來了后啥事沒干，拆了設備，還拉走了一些設備，不干好事干壞事兒；還挖走了這里的一些人才。

甘肅省政府派出兩次考察組，做了接近1個月的調查。最終，調查組給了李建鋒清白，認為李建鋒做的是正常的經營活動。

盡管如此，李建鋒心里還是留下了陰影。“從政府信任我們變成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是出乎預料的，因為不信任才要查我們嘛。”

2012年6月，進入企業6個月后，心力交瘁的李建鋒回到了無錫。

不久，鄭成新也“追到了”無錫。

有一天，就在兩人討論中核鈦白的問題時，眼前突發的一幕讓鄭成新驚呆了。

“我們在談的時候，李建鋒的雙眼噴血了。從眼睛里噴血，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鄭成新說。

李建鋒被緊急送到醫院。一測量血壓，醫生大吃一驚，李建鋒的高壓到了240以上，低壓也達到了180。

醫生說，如果晚去20分鐘，李建鋒就有生命危險了。

身體康復后，李建鋒重返了戈壁灘。

高冠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后來的結果證明，如果沒有李建鋒，中核鈦白一定早早關門了。“不在于這個企業是國企還是民企，民企進來往往能建立更好的市場機制，救活這個企業，讓這些國有資產不至于變成破銅爛鐵廢掉。”

博弈2000萬

對于中核鈦白的重整，許美征的計劃是通過法院削減債務，重新做平資產和負債。

“你不把債務重組做到資產債務平衡，重組方就不愿意進來。你沒有經過法院，誰知道這里面的黑洞有多大？”許美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經過司法程序的重組，叫破產重整。它是指專門針對可能或已經具備破產條件但又有維持價值和再生希望的企業，經由各方利害關系人的申請，在法院的主持和利害關系人的參與下，進行業務上的重組和債務調整，以幫助債務人擺脫財務困境，恢復營業能力。

這是一個誕生于美國1929年大蕭條時期的制度。此后經過半個世紀的司法實踐，于1978年寫入美國聯邦《破產法》。2007年開始實施的中國新《企業破產法》，吸收了這一制度，被認為是該法修訂的最大突破。

這是甘肅省第一個破產重整的案例，政府部門不清楚，鄭成新也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害怕，特別是證券監管部門，非常謹慎。”

中國信達管理團隊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他們通過中國證監會，要求甘肅省政府承諾保證企業穩定。

周放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家企業是國資委直管的央企，不屬于甘肅的企業。但是地方政府又是維穩第一責任人，所以地方政府也有很大壓力。為了穩定，嘉峪關市有兩個副市長進入中核鈦白管理人團隊，同時安排銀行、銀監局等部門參與。

2011年11月，嘉峪關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受理中核鈦白的破產重整案，債權申報開始啟動。可債權人如果不愿意減免債務，企業仍然逃不了破產清算的命運。

許美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要做兩件事，一是把資產、債務查清楚，看看資不抵債多少，應該減多少債務，與債權人的關系怎么處理。再就是了解生產，看看哪些部門的設備應該換掉。

通過評估，中核鈦白的資產價值為2.05億，但是債務有4億多。也就是說，這個公司的償債率僅是40%多一點兒。

中核鈦白欠債的供應商共有100多個。他們中的大多數認為，作為債權人他們不應該受損失。

很多供貨商情緒激動，甚至跟許美征拍了桌子。

“欠債要還，天經地義。為什么要我們減債？你要減債，我們就組織人去法院，去市政府門口示威。”

還有人說：“我們是個小公司，也就是用幾個人的退休金搞個資本金。你要減我債，保中核鈦白，它不破產我就破產了！”

還有的供貨商帶人到李建鋒的辦公室，威脅要把他們趕出去。

李建鋒說，那個時候壓力特別大，就經常去戈壁灘走一走。“那里空曠，可以散散心。”

中核鈦白的破產重整過程，始終面臨著多方利益糾結。

這個案例中，金融債券有當地的建行和工行2家。銀行有抵押，其清償率能提高到60%，這個比例已經不錯了。但作為小債權人的供貨商僅有40%，許美征認為肯定不行。

根據《企業破產法》，債權人和出資人應該分攤債務重組的損失。根據這個原理，許美征認為 ，應該讓大股東出資，提高債權人受償的比例。

“我要讓大股東中國信達拿股權還債，讓他們出2000萬，把160家小債權人的償債率由40%提高到70%。” 許美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許美征說，破產重整雖然是債務人提交的方案，但是要讓債權人感覺到合理才行，“出資人一毛不拔，那等于說債權人減了債救了你的股東，這合理嗎？”

但是，鄭成新和信達股權部主任王軍一開始有顧慮。他們認為財政部金融司有規定，資產管理公司持有的股權是不能用于還債的，因此對這2000萬不認可 。

許美征則認為，信達依據的是行政規定，而自己依據的是《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應該優先適用后者。“必須平衡利益。否則你損失很小，債權人損失很大，是不符合重整原則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許美征想到了一個人——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孫曉霞。

許美征操作鄭百文案時，曾引起一場大爭論，很多人認為股權是私權，神圣不可侵犯。面對爭議，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孫曉霞讓許美征去做一個課題，了解債務重組的法律障礙是什么，應該怎么解決。

許美征說，美國《破產法》規定，如果法院認為需要用股權還債，可以設一個出資人組，少數服從多數即可。可是中國沒有這個法律。“我認為要平衡債權人跟債務人的利益，必須設出資人組。后來《企業破產法》出臺時，也吸收了我的建議。”

孫曉霞告訴許美征，“法律的規定高于行政的規定，你的意見是對的，不受財政部行政規定的約束。”

有了孫曉霞的支持后，許美征將此事與時任中國信達監事長臧景范(現任中國信達總裁)匯報，請求支持。

臧景范告訴許美征，“你的觀點符合《企業破產法》的規定，這2000萬符合平衡債權人跟出資人利益的原則。”

有了臧景范的支持后，許美征的這一主張終于落地。有了信達的這2000萬，供貨商的清償率由40%提高到70%。

許美征還設了一個小債權人組，中核鈦白的所有供貨商都放在這個組里面。他們對許美征為他們爭取利益深表感激。許美征則告訴這些小債權人，雖然你們減了30%，但是把這個企業救活以后，以后業務還可以做，錢還能收回來。

2012年 1月12日，嘉峪關法院主持召開中核鈦白第一次債權人會議，管理人報告了重整工作進展情況、財產調查情況和債權審核情況。

2012年7月27日，中核鈦白召開第二次債權人會議。這次會議以超過90%的高得票率通過重整計劃。周放生當時也在現場，他見證了債權人表決通過重整計劃的整個過程。

同日，在嘉峪關法院，出資人會議通過股權調整方案。中國信達把40.25%的股份全部轉讓，退出中核鈦白。中核四○四持有7.19%的股權不變，李建鋒持股15.79%，成為第一大股東，出任董事長。

3天后，嘉峪關法院批準重整計劃。此后的3個月內，債權人拿到了應得的清償款。中核鈦白職工平均每人拿到10萬元置換國有企業職工身份的經濟補償金，與重整后的企業簽訂新的合同，徹底告別了國企身份。

至此，李建鋒在中核鈦白的設備等方面的投入不斷加碼到了1個多億，遠遠超過了最初計劃的2000萬。

中核鈦白的員工感受到了變化。中核鈦白物流部部長王新平說，自從拿到置換金后，小區的車明顯增加了。

未竟事業

多位中核鈦白重整的當事人都承認，這一案例成功的關鍵，在于做好了職工的工作。

李建鋒有一次在跟許美征聊天時說：“我在這兒托管，你以為我去管經營了？我可沒去。我找所有的職工談話，做他們的思想工作，穩定他們的情緒。這些核二代比一般的職工知道的事多得多。”

李建鋒有一次給中核鈦白員工開會時問：“你們感覺工作環境改善了沒？”

很多員工說，感覺場地干凈了，窗戶明亮了。

李建鋒說，我也沒有幫你們擦窗戶、拖地，活都是你們干的，為什么跟以前不一樣了？他說，中核鈦白的員工還是比較好的，以前只是缺少一個好的機制。

在這個案例中，嘉峪關中院的表現也備受好評。

依據破產重整程序，在債務清償率為40%時，法院可以不理會小債權人的反對，強制裁定批準重組計劃。但反復權衡后，嘉峪關法院拒絕使用這一“殺手锏”。該院認為，如果強制批準這個重整方案，小債權人如果不配合，方案還是執行不了。

在嘉峪關中院的官網上，對于該案有如下的點評：在該案的審理中，嘉峪關法院堅持審慎行使審判權，不簡單、強制地用審判權調整各方利益，而是力爭讓各方通過平等磋商協調利益，最大限度地尋找利益共同點，指導管理人制定并依法批準了各方普遍接受的重整計劃草案。

業內人士認為，本案的順利審理，做到了同行業并購和業務整合緊密銜接，持續經營與技術改造同步進行，既使得企業實現了經營的連續性，擺脫清算退市命運得以重獲新生，也使得1200名職工全員就業并領取到高額經濟補償金。

中核鈦白的重整案例，得到了證監會和國資委的肯定。證監會認為，這個案例，把破產重組和并購很好地結合起來了，而國資委說，這個案例將破產重整和深化企業改革結合了起來。

“一只雞你是把它當成雞肉賣掉，還是看成一只會下蛋的雞，意義不一樣。”高冠江說：“一個企業也不能輕易把它拆散了當成零部件賣掉。尤其是國企出了問題，盡可能要通過重組手段，借助一些資本方式把它救活，不能簡單一賣了之。”

高冠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經濟利益上說，如果簡單讓中核鈦白關門，中國信達的損失要少一些。“但重組成功，造就了一個多贏格局。信達的資產也由此得到保權。”

而李建鋒的壓力仍在。鈦白粉的價格如今正處于低迷期，從前些年的2萬元每噸降至9000多元每噸。

“時間過去三四年了，一言難盡。”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李建鋒表示。

這種市場的影響也反映在了公司的財報上。2015年，中核鈦白凈利潤虧損1.26億元，2016年第一季度虧損4664萬。

而職工的心態則有些復雜。很多人認為李建鋒將中核鈦白帶進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但也有職工認為，失去了國企職工身份，對自己是個很大的損失。

“現在中核鈦白有1100多名職工。雖然我們對他們很好，但是，在完成身份置換后，很多人還是有些失落感。”

另外，近幾年國家投入很多資金在當地大開發。中核鈦白的一些職工認為，如果中核鈦白當初關掉了，他們現在可能去搞核工業，“他們認為，國家不會丟下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