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也有人表示不解，抱怨只增稅不減稅，進而出現了這樣那樣的說法。的確，稅收的進與出、加或減，直接連著民生、民心，怎么征，征多少，都得認真撥拉一下法治的“算盤”。
先說道理。電池、涂料的生產、使用或廢棄，與燃油造成的尾氣排放類似，都會對環境產生危害。對于此類破壞生態、消耗自然資源的商品，通過加稅進行引導、調節，屬于國際通例。相反，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及新能源車利于環保，則規定免予征收。可見稅收調節與促進消費需求，并不矛盾。再講法理。消費稅的減和增，主要依據的是2009年實施的消費稅暫行條例，在稅收法定的程序上，符合基本的遵循，擁有相應的授權。
其實，道理與法理一定有相通之處。稅收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運用好了能調節收入差距、有利發展生產。譬如，群眾需求較多的嬰幼兒奶粉，進口關稅從15%下調到5%。截至2014年底，“營改增”試點共410萬戶，95%的納稅人稅負下降，合計減稅1918億元。最新的消息是免征小微企業的借款合同印花稅，提高增值稅、營業稅的免稅額。近兩年，全國稅收增速從兩位數回落至9.8%、7.8%，宏觀稅負實際上在逐年減輕。
與此同時，該漲的稅目也要漲。漲，并不意味著“吸金”、掠奪財富。且不論奢侈品、煙酒的加稅，有助于收入分配的調節，即便一般性的契稅、車船稅，最終也會體現社會主義的性質、公平正義的追求，取于民、用于民，用在教育、醫療、扶貧等民生的改善。“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當我們抱怨少加了幾升油時，不妨想想這句話，不妨想想空氣的清潔、道路的優化，所需的錢從哪里來?私人的消費與公共的支出，是不是應當更均衡?
當然，現行的稅收制度確實還有完善的空間。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是財稅體制改革的主要目的。現實中，“房姐”“房叔”等現象出現，迫切需要房地產稅的立法提速，來加以治理。個人所得稅最容易讓中低收入者引發“稅感焦慮”，如何從分項征收走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減免“上有老、下有小”的負擔，扣除還房貸、再教育的費用，這些已在改革路上。
盡管稅收相當于我們“共同的消費”，可畢竟關聯群眾的錢包，最敏感，也最需要“艱難的說服”。一方面，調稅離不開事前的解釋說明，以及對困難群體的照顧施策。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稅收的道理掰扯起來，但凡有理性的人，都會點頭，可是服理不等于服氣。心服口不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家對更高水平的依法治稅的期待。還拿成品油消費稅舉例，從稅收的固定性來看，調整的頻次略多，且如一位人大代表所言，依據的條例位階不高，暫行的時間過長。
稅收需法定，不能總“暫行”。據財政部門負責人介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今后稅收條例會逐步改成立法。在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立法法的修訂將成重頭戲，未來稅種、稅率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加多少、減多少，怎么加、怎么減，都需要更高位階的法律授權，必要時甚至要到立法機關“過過堂”。再有理的事，也得依法辦。靠法理說通道理、做通情理，群眾才能服理、服氣、更“服法”。
稅收是我們為文明社會付出的代價。照章納稅，必須守法;照章收稅，同樣也必須依法而行、循法而治。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專題研討班重要講話中就強調，“嚴守法治原則，一切依法辦事”。看似增添些許法治成本，降低的卻是治理的門檻，換來的將是人民群眾對稅制、對改革的真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