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消息一出，廣大化工同行紛紛拍手叫好，“希望盡快落實”!一化工企業表示：“當前地方環境行政處罰仍存在諸多問題，生態環境部門因“亂處罰”被起訴(敗訴)的案例層出不窮。”據不完全統計，176個生態環境部門敗訴案件中，26%是因為違反法定程序敗訴;22%是因為主要證據不足敗訴;13%是因為處罰不當敗訴;6%是因為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敗訴;2%是因為濫用職權敗訴。
另據網絡曝光的全國罰沒收入城市排行榜數據，罰沒收入占比排名最高的前10個城市分別是梧州29.8%、賀州23.2%、邵陽19.8%、盤錦18.5%、烏蘭察布18.2%、佳木斯16.9%、廣元16.1%、湘西15.8%、巴中14.8%、河池14.7%。前三十高城市罰沒收入額度最高的就是遼寧大連，達到了238.3億元。
全國部分城市罰沒收入排行榜
亂罰款!有企業曾被“錯罰多罰”4000多萬
去年，最高檢發布一典型案例，引起了行業及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某污水處理公司被地方環境局“重罰”4880萬，但經檢察機關依法審查后發現，存在過罰不相當，罰款降至320萬元。
原本，生態環境局在線監測發現該污水處理公司排放的廢水水質超標，對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立即改正違法行為，給予罰款80萬元，并以此為標準按日計罰處以罰款4880萬元。
而檢察機關經調查核實后卻發現：
◎ 該污水處理公司在發現進水水質情況惡化后，及時委托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分析化驗，采取積極應對措施;
◎ 該公司多次向該縣級市產業集聚區管理委員會及環保部門報告，請求排查入管網企業排污情況;
◎ 該公司兩次向當地人民政府請求緊急停產，未獲批準。
對此，檢察機關作出判斷：
一方面某污水處理公司超標排放污水的違法事實客觀存在，依法應當接受處罰及按日計罰。但另一方面，市生態環境局行政處罰標準過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罰款80萬元雖符合處罰幅度，但該企業發現進水水質超標后積極采取了應對措施并多次主動向環保部門報告，盡到了應急處理和報告義務，因此罰款存在過罰不相當的情形。
隨后，檢察院向區法院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區法院加強案件受理，并提升相關人員業務素能;向市生態環境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其重新審查，依法作出處理。
檢察建議發出后，市生態環境局進行再次調查核實，決定對違法排污行為罰款10萬元，并按日計罰罰款310萬元，合計罰款320萬元。污水處理公司表示愿意接受處罰并繳納了罰款。
亂檢查!不查排污主體卻對治污主體嚴管嚴罰
在行政執法實踐中，常見的是對污水處理主體(如污水處理廠)進行檢查、處罰，而作為“罪魁禍首”的排污主體卻沒有受到相應的監管、處罰。
一項數據顯示，污水處理主體受到行政處罰后提起的行政訴訟中，有超過64%的訴訟理由為“進水水質超標”。可見，很多地方的環保檢查、環保監管是“有失偏頗”的，對排污主體“寬大為懷”，對污水處理主體則是“求全責備”。
去年3月，一位網友反映，他所在的污水處理廠受到進水沖擊，進水各指標均超出工程設計所允許的負荷，導致系統癱瘓，處理效率嚴重不足。
令人不解的是，當他們還在堅持正常運轉污水處理設備，并連續向區管委會及生態環境局匯報水量、水質及影響情況，不僅進水水量及水質未有明顯改觀，還收到了超標超量排放污水的罰單，而行政機關卻沒有及時糾正和處罰上游違法排污的企業。
事后，該污水廠便向行政機關及排污主體提起了訴訟追償索賠。
◎ 行政機關缺乏監管作為，給當事人造成了處理成本增加、系統癱瘓、受到懲罰和信用名譽受損等后果。《行政處罰法》第六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行政機關違法給予行政處罰受到損害的，有權依法提出賠償要求。
◎ 因上游企業違法而受到處罰，應由肇事者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因水污染受到損害的當事人，有權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賠償損失;水污染損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排污方承擔賠償責任后，有權向第三人追償。
當然了，亂檢查、亂處罰還體現在“多頭管理”上，前腳環境部門剛檢查完，后腳城管部門又來“插足”。
比如在相關案例中，某市城管局就曾對污水處理廠作出過行政處罰，理由是城管局作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行政執法主管部門有權對城鎮排水及污水處理監督管理。但是，根據《條例》的規定，對污水處理運行過程的監管部門沒有城管部門。
這種監管部門重疊、監管權限沖突的局面，不僅加大了監管成本，容易導致監管沖突，還會加劇污水處理廠經營困難。
逐利執法!基層環境行政處罰存在諸多問題
通過整理當下相關訴訟案件，小編發現，基層環境行政處罰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以下6個方面：
1、逐利執法，對積極應對、改正情況視而不見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處罰時，應當責令當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違法行為。責令改正目的是使違法行為及時停止，以免造成更嚴重的后果。
同時，部分省市《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定》中提到，針對積極應對、主動整改、公共道歉的企業，應為其爭取從輕處罰，強化處罰的教育功能以及促進守法功能。
但一直以來，基層環保部門重罰款輕改正的現象普遍存在。一些行政部門只關心罰款交不交，至于違法行為是否改正、是否為“進水超標”等特殊情況、是否積極應對、積極上報，常常沒有及時跟進和調查。
2、案件查處未分離，存在“一手包辦”現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行政主管部門實施行政處罰，應當實行案件查處分離制度。實行調查取證與決定處罰分開、決定罰款與收繳罰款分離的制度。
但當前仍有部分地區的基層環保部門沒有實行查處分離制度，依舊由環境監察人員一手查、一手處，且往往從查到處全過程，僅由一名執法人員辦理，更有甚者直接收繳罰沒款現金。
3、會商制度形式化、走過場
建立行政處罰會商制度是規范行政處罰的重要保障。但當前基層環境行政處罰會商制度不健全，會商制度并沒有得到有效執行。
有些地方僅僅在“形式上”建立了處罰會商制度和會商小組，而在實際處罰過程中并沒有有效運用，即使會商也是“走過場”。
此外，基層通常只是在立案前進行會商，反而在下達處罰決定書時，沒有進行會商就作出最終的處罰決定。
4、處罰程序不規范
一方面是處罰程序不合法。
在下達處罰文書時，沒有書面告知當事人可以聽證或陳述，甚至在下達處罰告知書后未留足夠的陳述、申辯時間，此外還常出現在申請行政復議期限或訴訟時效內就移送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的情況。
另一方面是立案調查程序顛倒。
按照規定，行政處罰的一般程序為先對涉嫌違法的行為進行初步審查后確定是否立案，再針對已立案的違法行為進行詳細的調查取證，形成完整的調查報告和證據資料，最后由法規科室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后下達處罰決定文書。
然而在基層卻普遍是另外一種情景。執法人員通常先將檢查結果形成調查筆錄，再著手收集證據資料，形成調查報告后交法規科室，由法規科室根據調查情況確定是否立案，最后下達處罰決定文書，導致筆錄等證據資料針對性不強。
5、證據資料不充分
證據資料是實施行政處罰的基礎，體現了行政處罰的合法性。但是，當前基層環境行政處罰最普遍的問題往往就是證據資料不充分。具體表現有：
證據閑散、缺失，存在漏洞，沒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
證據資料單一，且多為孤證;
證據多集中于書面材料，以現場勘查筆錄、詢問筆錄為主，證據多為復印件，且常未經行政相對人和執法人員雙方確認;
證據針對性不強，收集的證據常不能固定違法行為。特別是調查筆錄、詢問筆錄往往不是制作的行政處罰證據資料，更像是日常監督檢查記錄，各種大小問題雜糅，無關緊要的大談特談，關鍵的違法問題卻一筆帶過。
6、信息公開不到位
當前基層環境行政處罰信息公開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為行政處罰信息公開不到位、不全面、不及時。
未依法公開行政處罰決定的具體內容，即未對處罰決定書全文進行公開;
往往僅象征性地公開部分行政處罰信息，并沒有全面地進行公開;
行政處罰決定公開常常拖延、不及時，未真正將行政處罰信息公開落到實處。
當然，除此之外，還存在處罰卷宗不完善、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不及時、文書送達程序不規范等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環境行政處罰不規范。
亂罰亂查怎么辦?!發改委喊話!
值得一提的是，為深入推進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公益訴訟案件辦理工作，最高檢已將上述“污水處理公司被過度罰款”的案件列為行政檢察與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
最高檢表示，要積極發揮行政檢察“一手托兩家”職能作用：
一方面監督行政機關依法作出行政處罰決定，防止企業因承擔不合理罰款而陷入經營困境;另一方面督促污水處理企業嚴格履行相關責任，依法承擔超標排放的法律后果。
同時，檢察機關在辦理超標排放污水行政非訴執行監督案件中，不僅要依法審查行政處罰決定是否合法合理，還要詳細了解行政相對人不愿履行或不能履行處罰決定的真實原因。
在10月8日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也介紹了“一攬子措施政策”，比如：
◎ 及時對罰沒收入增長異常的地方必要時進行督查;
◎ 采取包容審慎監管和柔性執法方式，不能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執法;
◎ 加快民營經濟促進法的立法進程，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
也就是說，對于亂罰亂查的問題，查處的力度會逐漸加碼，相信對于涂料化工人都是利好存在。具體情況能否快速落地，或者解化工人的燃眉之急，值得我們拭目以待。